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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调查日记：她们跪在地上 自称已经失学
4名大学生利用暑期深入街头，调查流浪乞讨人员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救助机制，他们的收获如何？近日，记者采访了他们。
想真正接触一下社会
7月12日，武汉有4名大学生走上街头，开始了寻访、跟踪流浪乞讨人员的系列调查活动。他们想“对武汉市流浪乞讨人员现状做出全方位记录，希望能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大三学生方加玮是这次活动的发起者。
20岁的方加玮：黑黑瘦瘦，架着眼镜，笑容率真，满脸朝气；喜欢哲学，热心社会活动……从大一开始，方加玮一直是院系里的活跃分子。
大一暑假的社会调查实践，少数同学觉得有点“形式主义”，上网找篇范文，求父母找单位盖个公章了事；方加玮却自己跑到戒毒所，独自联系、组织了一次“与戒毒学员面对面”的交流活动，同班十几个同学在他的带动下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也因此被学校评为“暑假社会实践先进分子”。
在这次大二暑假来临前1个多月，方加玮又寻思着“做点有意思的，能磨炼自己的事”。
“近来，国内一些城市都出台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规定，武汉街头流浪者的生存现状如何……”他想“全方位记录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状况，加深公众认识，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他力邀潘文佳、彭超、徐飞等3名好友加入。潘文佳成了这个团队里唯一的女生，这名武汉大学大四学生，喜欢尝试新事物和冒险，她与方结识正是缘于今年“五一”的一次校际自行车长途旅行。听说方的计划，她虽然认为难度较大，但“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尝试”。
彭超、徐飞是方加玮的同系好友。彭坦言，大一暑假的调查，他是抄的，今年本也打算随便应付过去，可方加玮看中他是武汉人，认识路。“其实也想真正接触一下社会，可总觉得一个人放不开手脚，这次组队合作，他有了勇气和信心，爽快地答应了。”
差点流产的筹备期
方加玮的调查计划：
分3队走访三镇，按残疾、儿童流浪乞讨人员、流浪歌手等分类统计总数；分4队蹲点记录4个对象在一天内的所有活动；分3队跟踪6个典型对象；
采访武汉市人大、武汉市民政局，了解相关社会救助机制和操作实施情况(先发介绍信或预约)；
调查所跟踪流浪乞讨人员的邻居、朋友，进一步了解其生活(注意接近方式，勿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尝试接近调查对象，与之攀谈，深入其内心；
按计划，调查任务较大，方加玮决定另招募4名队员。6月4日，方加玮将20份招募广告分别张贴到华农和武大。对团队成员，他要求具备“青春、激情、责任”，“有以下条件之一者优先：本地人/自备相机/有相关实践经验/有手机”。他还特意将广告贴在了武大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宿舍区，因为他觉得“该院学生具备一定专业知识”。
未到截止日期，报名者已近20人。他将报名者一一邀到寝室“面试”。“有1名大一女生，是本地人，又有相机……当听说要整天站大街、晒太阳，就面露难色，我觉得她不能吃苦，所以没要。吃苦、热情都是必要条件！”经过筛选，他确立下来4人，其中包括1名武大政院学生。
方加玮认为一切皆备，待接收单位一落实，就能申请学校的课题资助经费。可他们连续联系了两家单位，对方说他们不负责接收学生暑期社会调查。而此时，已到学校经费申请截止最后期限。
当天，他把这个消息通知给队员们，就有2个人提出退出。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方加玮找到学院辅导员。得知他的打算，老师鼓励他说：“只要认真做，学院破例做你们的接收单位。”方又打足精神，他和剩余5人约定：7月6日集合，次日按原计划展开调查。
第二天又有2人称临时有事，要求推迟。等了4天，对方却没有来。
最后，方加玮、潘文佳、彭超、徐飞他们决定：“既然决定做，就坚持到底！”
11日，方加玮自己设计、自掏腰包印了200份调查问卷，买了1卷胶卷，租了1台傻瓜相机。他们提出，所有费用全部AA制。
苦乐参半的街头调查
以下节选自方加玮的调查日记：
7月12日
今天的任务是发放问卷。路线由彭超制定，上午中山公园，下午江汉路，傍晚武胜路家乐福，基本路线是“哪儿人多往哪儿钻”。
约10时半到中山公园，每人15份的任务。在屡遭过路人拒绝后，众人及时调整策略，找在公园里游玩的人。有些人填着填着，还产生共鸣,“大热天做这事真不容易。”这多少让我们有了点成就感。
中午1时半，任务总算完成，我们饥不择食、迫不及待奔进最近的面馆。小面馆里，伴着电视里《情深深雨濛濛》的音乐，四人趴在桌上睡着了……
7月13日
今天的任务是走访流浪乞讨人员。在武胜路车站附近遇一独腿中年乞讨人员。众人踌躇了半天，觉得乞讨人员一般不愿和人接近。谁让我是“头儿”，被公选打头阵。
我慢慢把1元硬币放进男子的破碗里，并满脸笑容地说：“能和您聊聊吗？”“好啊！”交谈中，男子说他是河南人，40多岁，家里有妻儿，3年前独自来汉，“我儿子14岁，成绩很好，每周我们都通电话，他不知道我在做这事，我只说我在打工，每月，我按时寄500元回去……”
7月14日
中午在航空路路口遇见一对10岁上下的小姐妹，她们相距约二百米跪着，手拿套着防雨塑料布的“求助信”，自称失学。潘文佳上前与妹妹攀谈。“想上学吗？”“想。”“武汉好吗？”“好。”“晚上睡哪？”“走哪睡哪。”“午饭晚饭呢？”“有啥吃啥。”……小女孩的回答十分冷漠而程式化，潘无语，往碗里投了1元钱，小女孩立刻把头一低：“谢--谢--”普通话的调拖得老长。
潘文佳与彭超决定跟踪二姐妹。姐妹跪了整整一下午，彭潘二人在对街的立交桥下盯了一下午。晚上7时半，姐妹慢慢收拾起东西，结伴离去，彭潘紧随其后。
路口，有几个卖“退字灵”的中年妇女，姐妹上前把钱交给妇女，妇女警惕地四处张望。彭潘二人不敢上前，只得在20米远处遥望，结果，一不留神，姐妹走到拐弯处一闪，没了踪影。二人只得跟踪中年妇女，妇女左弯又拐进了一居民楼，就不见了，彭超上楼查看，谁知黑暗中撞上了那妇女，彭急中生智：“您知不知道这里有个叫张强的男生啊？我是他同学……”“不知道，我外地来的。”彭忙离去。
7月15日
汉口站，晚6时30分，我与徐盯上两名太婆，她俩背着拾荒蛇皮口袋，手拿塑料碗，一路边捡垃圾边讨钱。行至509路车站，二人与司机讲起了价：“便宜点！”司机拒绝，二人只好从兜里掏出2.4元钱。到徐州新村站，二人下车，进了站旁一家小书店。我和徐飞面面相觑：她们也进书店？！
约20分钟，二人走出书店，过街钻进一条深巷。此时已8时30分，巷道很深很黑，两旁都是民居，我俩心里有点虚，手心都是汗。穿过民居，来到一条铁路边，这里是一片垃圾堆和棚屋，太婆闪身不见了。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我猛地冲上去，往里面看了一眼：里面没有灯，黑漆漆站着六七个人……我慌忙退了回去。
和徐出来时，已是9时半，回学校的末班车已发走，我们到球场街一同学家借宿。临走时，我们在那巷口留下了记号，决定次日探访。
7月16日
上午10点，我们都很激动，希望能挖出“猛料”。
可是，我们走进一间露天窝棚，一个极简陋的砖灶上，2名老大爷在炒菜，生锈的铁锅里依稀辨认得出是茄子炒青椒。
“我们是来体验生活的大学生，能和你们聊聊吗？”他们见是一群孩子，便说：“可以。”
“你们每天出去能挣多少钱？”一个年纪约70岁的大爷说：“每天5到8元钱，好的时候十几元……”“不要乱讲！”另一个50多岁的汉子忙打断他的话，“我们就是农闲时出来，农忙时就回去种地。”
“怎么不做点小生意？”“我们是外地人，哪敢跟城里人争……现在捡的垃圾有时会被同行抢，所以每天多捡的垃圾只好藏在屋里。”
他带我们参观“卧室”：不到10平方米的棚子里，各种材料堆成个平台，两只昏黄的白炽灯斜挂在屋顶，墙角堆满了垃圾袋。他说，要不是这些垃圾，就可以多住几个人分摊每月70元的房租，现在一般4人住一间。
出来后，我们去了书店。老板说那两个太婆每隔两三天就来换零钱，每次都有四五十元，多时六七十元。如此算来，他们每月收入700元左右。
暑期实践引出的话题
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曾维龙表示，大学生暑期走访流浪乞讨人员的实践活动，是大学生思想素质提高的表现，说明了当代大学生不再两眼只盯着校园，开始考虑社会现实问题了，这种行为总的来说值得褒奖。
“但是，现在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中存在两种现象：一种是“实践秀”，即从网上下载材料写实践报告；一种是实践课题的标新立异，都不太值得提倡。”他建议，大学生要去掉浮躁和一鸣惊人的观念，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建议社会实践活动最好与自己所学专业相联系。
带着大学生们的关注，记者3日采访了武汉市救助管理站办公室主任张启宝。据其介绍，去年的8月1日，全国沿用21年的收容站关门，取而代之的，是对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1年来，武汉市救助管理站共救助4000余人，其中10%左右为已在乞讨人员。
为更方便救助街头流浪、困难人员，今年2月17日，武汉市救助站分别在三镇建立了3个救助点，并公布了救助电话，求助者只用打个电话就可得到帮助。求助人员进入救助站，“一日三餐伙食标准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每人一天的伙食费为5元。
湖北省规定，可获救助者必须同时具备4个条件：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不享受低保和农村“五保”供养及正在流浪乞讨度日(以流浪乞讨为生存方式者除外)--即职业乞讨者不能享受救助。
“但每逢节假日，救助站工作人员仍经常走上街头劝乞讨人员接受救助，可是许多人一见到你就跑，出了救助站又重操旧业……过去的一年里，救助站曾上街劝导乞讨人员800多人次，但收效不大。”按规定，救助必须遵循自愿原则，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因此，一些职业乞丐仍游走街头。
至于设立禁讨区，武汉市民政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政府正在对此事进行调研，一些特定区域可能限制乞讨行为。
张启宝主任最后请记者转告那几名大学生，武汉市正进一步加强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并将此作为今年民政系统要做的十件实事之一。(金报见习记者/秦璇 实习生/周抗 通讯员/周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