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赛宁的书信：窥视心灵之室的后窗

叶赛宁的书信：窥视心灵之室的后窗

　　民族诗人叶赛宁

　　如果说，作品是直面作家心灵之室的前窗，那么，书信(还有日记)便是窥视作家心灵之室的后窗。对于理解像叶赛宁这样充满传奇性、争论性和象征意蕴的俄罗斯诗坛的天才来说，单单阅读作品更是不够的，参阅他的书信遗产(可惜他没有留下日记)更是深入天才的心灵世界的不可缺少的补充途径，其所谓“功夫在诗外”吧。

　　诚然，叶赛宁的诗之所以能拨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弦，其奥妙本在于他追求真诚，本在于他对情感的毫无遮掩的袒露，但最好的诗也只是“身着最漂亮的衣服的真理”(约瑟夫鲁语)，属于社会性话语，是在履行诗人的天职，而书信、日记等私人性话语则不然，往往只是宣泄心中涌现出的感受，而并不以作家的身份立意去影响广大的读者。随便举个例子。叶赛宁在1913年致潘菲洛夫的一封信中对前辈作家的议论和他在文章(如谈到普希金)中所作评语有如南辕北辙：“……但像普希金、莱蒙托夫、柯里佐夫、涅克拉索夫这类人我是不承认的。当然，你是知道普希金的恬不知耻，莱蒙托夫的粗暴无知，柯里佐夫的谎言和狡猾，涅克拉索夫的伪善、牌迷和欺压家仆的。果戈里--正如别林斯基在他的著名的信中所说，是个真正的无知之徒……”我们不否认叶赛宁后来对上述作家认识上会有所完善，但私人性话语和社会性话语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确能使人们观察问题的视角和表达思想的情态互不雷同。试比较：他于1924年在《答有关普希金问题的调查问卷》一文中谈到普希金是把他视为俄罗斯的天才诗人来评价的：“普希金是我最喜爱的诗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加深刻地认识到他是天才，他属于我的祖国。”而他在1913

　　年致潘菲洛夫的信中只是一般地议论做人的标准，并未顾及他人是否会把他所言当作他对普希金地位的评价。可见，如果不读叶赛宁的书信的私人话语，单从他的诗文等社会性话语，我们是不可能触及他不能随便渲泄的这一潜意识层面的。

　　众所周知，叶赛宁是个用生命写诗和把诗视为生命的人。他的诗，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极具磁性、让人心动的。诗和生命的交融正是叶赛宁的不朽之处，他的诗洋溢着生命，他的生命充满了诗。帕斯捷尔纳克说：“叶赛宁像看待童话那样看待自己的生命……他连自己的诗都是用童话的方式写的，一会儿像用纸牌似的用词语摆纸牌卦，一会儿又用心血将这些词语记录下来。”叶赛宁的书信遗产便是对他的诗歌创作的权威性诠释之一，有时甚至是叶赛宁的诗和叶赛宁的生命的交汇点。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就以1920年8月他致叶伊里夫希茨的信为例吧。他在信中向里夫希茨诉说了一件使他久久不能平静的事：有一次他在去皮亚蒂戈尔斯克的火车上忽然看见，在火车头后面有一匹小马驹正使出全力奔驰，想赶超火车，但最终累得精疲力竭，在一个车站上被人逮住了。他从目睹的事获得了“钢马战胜了活马”的灵感启迪，这便使他顿悟起，自己在诗剧《坏蛋们的国度》中所写人物马赫诺“酷似这匹小马驹，也在以生命的力量和铁的力量相角逐”，也必然以悲剧告终。于写信后不久他便写出了他的名诗《四旬祭》。此诗立即获得大诗人勃留索夫的高度评价，后来甚至在西方获得“全部俄罗斯诗歌的巅峰”之类的溢美之辞。如果说，这个事实给了叶赛宁以新鲜的生命体验，而《四旬祭》是这一生命体验的诗化，那么，他写给里夫希茨的信便成了生命体验和它的诗化之间的中介：是理念的形成，是灵感的萌发，是创作的冲动。

　　叶赛宁的诗以丰美的意象和优美的旋律著称，成为众多青年学习诗艺的启蒙老师，其中的原因到底何在呢？原来叶赛宁像以他那颗真诚的心感受世界那样，始终以一种孜孜不倦的态度撷取外部世界的色彩、光影、声音、旋律、质感来酿造诗化世界的多彩意象，以博得读者对自己诗心的共鸣。为选取酿造各种意境中的物象，叶赛宁从生活到书本，从民间文学到经典作家，从理论到实践苦苦积累、揣摩和创造了大半生。这不但在他有限的几篇文论中留下了踪印，也在他不少封书信中有迹可循。如他在给崔特林的信中要他“不要采用用滥了的说法，只有经过很大的锤炼才可用它”。在意象的继承和创新上他当仁不让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曾说过，“勃洛克和克留耶夫教会我如何抒情”(《自叙》)，但同时他在1918年1月给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的信中又指出克留耶夫在意象的承传与创新上存在的问题：“他只是个圣像画家，而不是个发现者。”而在1921年5月给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的信中一方面指出克留耶夫正“变成一个拙劣的诗人了”，另一方面大胆地从诗学的角度断言勃洛克这位俄国象征主义的集大成者是个“作品无确定形式的诗人”，“几乎没有我们语言的任何修辞格现象”。他认为：“只有五六百个词根的家当也太贫乏了；由这些词语形象派生的词太干瘪无味；要想成为诗歌大师，需要知道得出奇地多。无论是勃洛克还是克留耶夫都不懂得这道理……”

　　我们从叶赛宁的上述私人话语中可能会获得他狂妄自大的印象，但也可以在对俄罗斯现代诗坛上语言大师级诗人的定位发生争论时获得难能可贵的意见参考，因为出于对勃洛克的尊重，叶赛宁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在社会性话语中表达上述看法的。我们从这里也多少可以看出“叶赛宁形象体系”之所以获得俄罗斯读者和学者的普遍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正源于他对继承与发展俄罗斯诗歌语言的那份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执著，而这种精神并非所有诗人都同样具备的。为了使自己的音律更能打动人心，他对诗歌的音乐性也作过深入的探讨，虽未及写成文章，但在书信中已留下一些极为宝贵的见解，如“富有诗感的耳朵应当成为把具有各不相同的形象含义的词按音响连接成一块音振的磁石，只有到那时候，这才会有意义……”(《叶赛宁书信集》第111页)

　　从叶赛宁的书信中可以找到不少可供破译诗人生平之谜的有力佐证，如叶赛宁在1923年4月22日给大妹妹叶卡捷琳娜的信中告诫她“要写得简练点，理智点，因为我的信有人读”。分明是在暗示，他虽身居巴黎，这从国内给他的每一封信都是受到当局拆过的。这些信息对判断诗人究竟是自杀或被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既然生活中遭到怀疑时要受到秘密监视，那么，在被害时还要给他布置一个自杀的现场，也就不足为轻了。

顾蕴璞

选自　《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