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师说》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
柳宗元的话是有所感而发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周振甫同志解释说：“这里的所谓师，不是指在学校里教课的老师，是指给社会上学业有成的士人或学者做老师，或给做官的当老师。唐朝时候，反对这样的老师，认为有人敢于做这样的老师，是狂人。只有韩愈不管这种风气，不怕人家的耻笑，敢于做这样的老师。为了反对这种风气，批驳这种耻笑，他写了《师说》”。
周振甫同志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还有两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弄清楚。一、在唐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风气？这样的一种风气是怎样形成的呢？二、为什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难道他就是为了招一个“狂人”的称号吗？
对于这样的两个问题，很少有人论及。然而，不弄清楚这样两个问题，是很难说把《师说》读懂了的。近读皮日休的《文薮》，于无意中在《十原系述原化》中找到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原化》的全文不长，照录如下：
或曰：“圣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孔。其质也，道德仁义；其文也，诗、书、礼、乐。此万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理者也。至於东汉，西域之教、始流中夏。其民也，举族生敬，尽财施济，子去其父，夫亡其妻，蚩蚩嚣嚣，慕其风蹈其梱者，若百川荡滉不可止者，何哉？所谓圣人之化者，不曰化民乎？今知化者，唯西域氏而己矣。有言圣人之化者，则比户以为嗤。岂圣人之化，不及於西域氏邪？何共戾如是”！曰：“天未厌乱，不世世生圣人，其道则存乎言，其教则在乎文。有违其言，悖其教者，即戾矣。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杨、墨，要在有孟子而己矣。今西域之教，岳其基，而溟其源，乱于杨、墨也甚矣。如是为士，则孰有孟子哉？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之於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譬天下之民皆桀之民也，苟有一尧民处之。一尧民之善，岂能化天下桀民之恶哉？则有心於道者，乃尧民矣。呜呼，今之士，率邪以御众，握乱以治天下。共贤尚尔，求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难哉！不曰难哉！
这里所说的“慕其风蹈其梱者，若百川荡滉不可止”，不正是“有言圣人之化者，则比户以为嗤”的原因吗？“今西域之教，岳其基，而溟其源，乱于杨、墨也甚矣”，不正是“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之于千百人内”的原因吗？原来唐代所以会有那样的一种风气，韩愈所以要“抗颜为师”，都是和西域氏之教有密切的关系。
唐代是佛教极盛的一个时代，其所以如此，是和唐代的皇帝们的极力扶持分不开的。以唐太宗而论，他号称是一代英主，自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又标榜“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然而，唐太宗就很佞佛。在他还没有当上皇帝以前，就曾写信给少林寺的和尚们，表示要“护持正谛”，“化阐缁林”，“开八正之途，复九寓之迹”。他做皇帝不久，为报母恩，又大行布施，舍通义宫为尼寺，自称是“皇帝菩萨戒弟子”。还两次下诏，要全国各地，普度僧尼，甚至为了表示对佛“保祐”自己身体的感谢，也要大度僧尼，以前被淘汰还俗的人，也可以再度出家。在他的倡导下，一时“计海内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皇帝佞佛的结果，首先是大大抬高了佛教的地位，在王公士庶中间，增加了对于佛的迷信。例如，太宗时沙门玄琬，“曾入宫为皇后六宫妃主等授戒，并为皇后写藏经，华夷诸国僧尼从受具戒者三千余人，王公及皂隶从受戒者二十余万。肖蹈兄弟、杜如晦、薛万彻、杜正伦、李百药等皆亲奉戒”。再如，玄奘死后，高宗“为之废朝数日，凡王下敕经营丧事，敛以金棺银椁。葬日京及诸州五里内送者百余万人。以绘采三千匹，结成涅槃，与以载柩，是日宿于墓所者三万余人”。
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思想，它主张“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这和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思想是针锋相对，格格不入的。因而，迷信佛教的人愈多，耻笑言圣人之化者必然愈众。到了“慕其风蹈其梱者，若百川荡滉不可止”的形势一出现，自然“有言圣人之化者，则比户以为嗤”了。这就是在唐代所以会形成那样一种风气的原因。
不过，佛教虽然由于受到皇家的扶持而盛极一时，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就没有反对它的力量了。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一些儒臣和儒士，就是反佛的最坚决的主张者。付奕、吕才、狄仁杰、辛替否、薛存诚等，就都是反佛的代表人物，而韩愈也是其中的一个。
如所周知，为了排佛，韩愈曾上《谏迎佛骨表》，触怒了宪宗，几乎因此而丧失了性命，遭到了贬斥，但他对此却始终不悔。
为了排佛，韩愈还特地制造了一个圣人传道的道统，以对抗佛教传法世系的法统。他说他的那个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而韩愈就是要继孟轲之后，肩负起维护这个道统使之绵延万世的历史使命的。韩愈作《师说》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那么，《师说》是怎样来维护道统的呢？是提倡圣人之化，来抵制西域氏之教。
“古之学者必有师”。韩愈既然要维护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传下来的那个道，因而，就必须标榜古人。因而，《师说》一开头就把“古之学者”抬出来了。古之学者的师是干什么的呢？“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就是传播圣人之道，也就是皮日休所说的“其质也，道德仁义”。“授业”，根据韩愈自己的话：“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所谓“业”，就是怎样以鸟命官、音乐、弹琴、礼、六艺经传，也就是皮日休所说的“其文也，诗、书、礼、乐”。诗、书、礼、乐是圣人传道时所使用的.教材，因而，韩愈所说的“授业”，实质上还是“传道”，只不过是有关于道的一些具体的知识和学问罢了。“解惑”，当然是解释“道”和“业”中的一些“惑”了。这是《师说》的第二句，这一句就划清了圣人之化和西域氏之教的界限，因而，是非说不可的。《师说》的立论中心，就是一开头的这两句话，全部文章都是为了阐明这两句话的。例如，紧接着这两句话所说的“人非生而知之”，是为了说明古之学者为什么“必有师”；而“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则是为了说明只有师才能“传道”、“授业”、“解惑”。接下去，所谓“生乎吾前”云云，是说明选师的标准。这既和第一句有关，又和第二句有关。因为标准是古之学者定的，而只有符合标准的人，才能够“传道”、“授业”、“解惑”，才可以为人师。至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以下的一大段话，很显然是以“今之众人”和“古之学者”作对比，当然还是为了阐明前两句话。最后搬出了孔子，无非是以圣人作范例，来说明自己立论的正确，就更是对前两句话的阐发了。总之，《师说》立论的中心，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样两句话。这产两句话如果能成立，那么、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传下来的道统就可以得到维护，圣人之化就可以代替西域氏之教，这就无怪乎韩愈独“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了。
韩愈是反佛的一个坚强战士，他上《论迎佛骨表》是为了反佛，作《原道》是为了反佛，写《师说》也是为了反佛。然而，都承认《论迎佛骨表》、《原道》是反佛的，却很少甚至没有人提到《师说》也是反佛的。这是一个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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