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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小析陶潜务农之内涵(网友来稿)
孙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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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诗选自陶潜的《归园田居》。诗意是说其弃官后，回归家园，从此在南野开荒种地。以往，众多名家认为这是其结束“三十年”官场生涯，因家贫，故而自耕。我却认为作为文人能够从事农业劳动是陶潜对当时士大夫谈玄理，尚清谈的一种不满，对晋政局黑暗的一种反抗。
〈一〉传统观念对士人务农的鄙视
中国众多学说中，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儒家思想体系中以民本思想为重，民以食为天，故孔门弟子重视农业，但却鄙视士人务农。
对于这一点孔子是这样解释的：“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矣，焉用稼。”《孟子。滕文公上》
那“稼”为何人所种呢？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如是说：“有大人事，有小人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公义也。” 《论语。里仁》
文人当属劳心者，农人当属劳力者。文人治理农人，靠农人供养，农人耕作供养文人，这都是天下公理了。
孟子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农业生产是为了获利而解决温饱衣食。那么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必是小人无疑了。儒家的这种重视农业，而鄙视士人务农的观念，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使得知识分子都不屑于从事农业生产，并以此为耻
〈二〉躬耕并非家贫
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陶渊明从事农业生产多因为家贫之故，并引以《归去来全辞》之“余家贫”来论证，陶渊明辞官不做，必得务农自给的必要性。如果这样思考他的躬耕之举未免有失偏颇。我认为躬耕并非家贫，而是一种对世俗风气，对传统道德的一种反叛
首先：躬耕并非能解决家贫问题，这一观念是在陶渊明没有入仕之前就被世人公认的，其《归去来全辞》中“余家贫，耕植不足自给”。已表明作者已经认识到自己务农的结果的收获微少，不足供养家庭。《杂诗-其四》中，作者写到虽然自己亲身参加耕作，但仍然不能满足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而时常受到饥寒的逼迫。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 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
这种乡间劳动，虽陶渊明尽力稼穑，但诗人却也难逃饥饿的威胁。也就是说，从事农业劳动，虽诗人开荒南野，拥十余亩田地，“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但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更况其他乎？
其次：陶渊明作为文人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但作为农人却并非好手。《归园田居》其三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有人说：这首诗向读者展示了作者早出晚归的辛勤躬耕图。不错，作者在南野开荒，当年种下大豆，细心照料。早晨披星而去，晚间踏月而归，好个勤劳的农人。衡量农人的标准，恐怕不是多么勤劳，而应是收获几何？请看一句“草盛豆苗稀”就给读者了一个直白的回答。如此躬耕劳作，早起晚归，竟是野草茂盛，豆苗稀少，那么我们还期望收获多少呢？一个文人不事专业，而从事“末技”，本身就有些非能力所及。
最后：务农的最终结果《乞食》，一个不善于稼樯的文人，没有家财，又不屑于做官。“为五斗米而折腰”，那么结局只能有一个“家徒四壁”向人借贷。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诙谐终日文，觞至辄倾盆。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蕺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此诗虽没有明确表示，乞食之人为自己，但是通过诗文中所刻画的“乞食之人”的鲜明形象，可以揣测诗人也必有所经历，才会有这麽切身之体验。
如果躬耕不能解决温饱，那么陶渊明陶渊明此举又为何呢？
〈三〉反叛与抗争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
陶渊明长期生活在乡村，与普通劳动者关系日益亲密，因为自己也亲身躬耕，固而与村农相见时，也共商农事，共谈农事 。流露着对农业生产的关心和热爱之情，表现了古代文人对农人的尊重与亲近。
孔子面对其弟子樊须请教农事一事，在《论语子路》一篇中有如下对话：“樊须请学稼。子曰：‘无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须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孔子对农人，圃人不屑一顾，认为学农，学圃之人为小人，并不耻樊须之行经。
几百年后，孔门第子陶渊明不但不耻农事，反而向农人学习，沉醉于农事。“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的满足和自豪；“邻曲时时来，抗炎谈在昔”的自然与欢喜；“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的悠然与闲逸；“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的惬意与自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舒适与平静。这一切都让作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畅快。
美好的田园生活，亲自务农的畅快体验，使陶渊明要努力的摆脱污浊不堪，卑躬屈膝的仕途生活。
陶渊明所生活的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已出现，对整个社会产生着重大影响的士族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一味追求苟且享乐，醉生梦死，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又以清淡云理，坐而论道点缀风雅，掩饰精神的空虚，这种风气“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对人们的精神产生了销蚀作用，同时儒家的所谓“仁政”思想，在连年动乱纷争不断之下，显得如此之不堪一击。即便如此，士族大夫们却把儒家鄙视劳动，不屑农事的观念，发挥到了极致。
据载：道济之祖父，曾给人挑过大粪，到了道济这一辈，仍有人嘲笑其“尚有余臭矣。”
面对这样一个只知享乐，具有虚无思想，不知务实，不图国兴民富的时代，陶渊明给自己选择了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来刺破这阴霪 的黑暗，那就是从事士大夫们最不屑的农业生产。《于西田获早稻》一诗表现了与剥削阶级寄生观点鲜明对立的依靠劳动生活的思想。而且表现了不辞辛苦，坚持躬耕的顽强态度，这些都超出了一般士大夫的思想意识，表现出其思想的进步性。《怀古田合》 诗说
“平铸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田野惠风轻吹，麦苗长势喜人，预示着新年丰收的来临。作者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喜悦之情，作者在这里大声的表达自己的心声-劳动，第一次在文人创作中把它得以充分的歌颂。他歌颂劳动，热爱劳动，把士大夫从虚无世界拉回现实社会，打破了儒家鄙视士大夫务农的理念，开创了文人务农之先河。特殊时代，历史赋予了劳动以反叛和抗争的特殊的历史内涵。
〈四〉文人躬耕的历史意义
陶渊明这位伟大的诗人开创了田园诗派，同时他也以自己的亲身实践，赋予了劳动另一历史内涵，劳动代表着反叛与抗争，受他影响后世文人为了自由与尊严斗争不已。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其《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发“安能摧骨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心声与陶的“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有异曲同工之妙。
诗人高适在做封丘尉时，对“拜迎官长心欲碎，鞭鞑黎庶令人悲”的现实无法容忍，也“转忆陶潜归去来”，要学陶渊明那样与污浊的现实一刀两断。
陶渊明的这种不事权贵，不断反抗之精神鼓舞了后来许许多多的文人。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从陶渊明之后，劳动的地位开始得到了提升。文人开始重视农业的同时，也收搜集整理农业方面的 知识。《齐民要术》，《梦溪笔谈》等一批农业科技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人已走向农业，并有意识地把劳动经验保留和整理下来，这是文人与农业真正的契合。至此儒家重农而轻稼樯的理念得以崩溃。后世曾国藩在给其子纪泽信钟“……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书，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中国文人已亲自耕种，并以耕作为大事矣，传之后世亦是“耕读传家”了。这种耕读并重的模式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史。
作者邮箱： mamaaiguoguo@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