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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法家，败也法家--读贾谊《过秦论》有感(网友来稿)
邓金平
毛泽东是非常欣赏秦始皇的，称赞他“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感叹“不见始皇帝,天地一苍茫”。确实，正因为有了秦始皇的“厚今薄古”，才有了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才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模式，使中国创造出东方世界的辉煌成为可能。而秦始皇的“厚今薄古”的思想，正是来源于韩非、李斯等人的法家哲学。韩非在《五蠹》中说：“薄罚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这些观点一方面为秦始皇的严刑峻法、残暴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给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
但是秦始皇虽然是法家的最大崇拜者和最坚决的执行者，但是不仅是他，而且也是后来的许多人都没有发现的是，其实他也正是法家思想的最大的误读者，他对法家思想的精髓其实并没有真正领悟到。那么法家思想的精髓是什么呢？它不是“法治”，也不是“术势”，而是商鞅的“不法古，不循今”，韩非的“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说明白一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五蠹》中还有一句话：“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无论是上古施行仁义，还是中古追逐谋略，还是当今注重强力，这都是不错的，因为这些措施都是适应了各自时代特点，都是符合当时时代的要求的。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人过程中和巩固国家政权的建国初期，仍然坚持采用一些弱民、防民的措施也是必须的，但是毕竟“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而此时秦始皇仍然奉行严酷残暴的统治，还死抱着自以为是的法家思想，而不知他已完全背离了法家思想的核心而变得顽固守旧了。至于后来的李斯以“事变时异”来教导始皇焚书和坑儒，不过是借法家之名而行保守之实罢了。这个时候的始皇帝，已不是如毛泽东所言的“厚今薄古的专家”，而仍旧是一个“厚古薄今”的老朽；此时的法家思想，也已不是什么守国的良策，反化为灭族亡国的蠹虫了。补充一句，就是毛泽东自己，其实也是表面上“厚今薄古”，而实质上也是多少有些“厚古薄今”的。
至于二世胡亥，本也知道如果听从赵高篡位的建议，那自己因“不义”“不孝”“不能”而会有“身殆倾危”之患，但终于禁不住赵高花言巧语的欺骗和皇帝至尊无尚的诱惑而窃取了君位。而且他在登上帝位之后，也总是自卑于自己的“无能”，所以除了依赖赵高的诡诈，继续继承其父的恐怖这一法家末流，以维护其飘摇欲坠的统治之外，实在也别无他法。故而二世的繁刑严诛，赋敛无度，较秦始皇是有过之而不及的。如果二世即位后稍用一点还曾记得的“孝义”来治国的话，不说成为一个天下仰望的明君，至少也不会落得“身死人手”的下场。
总之，无论是骄傲自大的始皇帝，还是无能卑怯的秦二世，都因为对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产生盲目崇拜的心理，“仁义不施”，以致一个本应名垂青史庞大帝国转瞬灭亡。秦以法兴国，以法亡国；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可见一个国家或者个人的根本的理念或者信仰，对其兴衰成败、生存毁灭,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后人重览《过秦论》，不知哀之鉴之，则后之览者，必又嗟叹不胜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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