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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与孔子
在孔子的诸多弟子中，子贡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之所以特殊，首先因为他是一个生意人，一个生意做得很大，以至于《史记货殖列传》富翁排行榜上赫然名列第二（头一名是财神爷陶朱公范蠡）的跨国企业大老板，我们知道，孔夫子对做生意这种事是极不欣赏的。他曾在会见鲁哀公时指出：“好肆不守折而长者不为市窃。”（《孔子世语卷二》）“市”竟然可以和“窃”相提并论，可见他还无法设想后代集义利于一身的“儒商”形象。这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理论在这方面的运用。他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执鞭之士”，杨伯峻先生准确地翻译成“市场守门卒”。这句话的潜台词似乎是说：凭正当手段来做生意，是不可能发财的──孔子发财正当途径是做官，他在鲁国做大司寇的时候“奉粟六万”，后来卫灵公也将同样多的高薪如数付给他──这是“无商不奸”一语比较含蓄的说法。更有一次，孔子直接把子贡和他最得意的门生颜回对比，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庶几达到圣道的人是穷光蛋，而端木赐（按即子贡）这种不守本分的人去搞投机买卖居然能牟取暴利！这显然是在为颜回鸣冤叫屈的同时讥讽子贡。
子贡在孔门弟子中地位相当高。孔子虽说号称弟子三千，得其真传者不过七十二人，而七十二贤嫡系门生主要是十哲，这十哲之中就有子贡的大名。汉代的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九等人中将子贡划为第三等，唐玄宗又追赠他为“黎侯”，陪孔子从祀。所以事情就显得有些奇怪了。怎么子贡这样的商业界巨头，竟然能成为孔子的高足呢？这个难题对历代儒者们来说是尴尬的。好做翻案文章的清儒崔述说：“按古者金粟皆谓之货殖，犹生也。所谓货殖云者，不过留心于家人生产，酌盈济虚，使不至困乏耳。非籴贱贩贵，若商贾所为也。樊迟请学稼圃，孔子以小人斥之。若子贡学道，而躬行商贾之事，孔子不知当以何斥之。”（转引自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货殖列传》）他的逻辑是既然子贡是先贤，不得随便怀疑，而投机倒把、贱买贵卖之类鄙事君子显然不屑为之，因此子贡只不过是贴补家用而已，哪可能是做生意的大亨呢？事实竟然可以按照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而歪曲到如此离谱的地步，实在可笑。而类似可笑的言论，宋儒早就说过。程颐说：“子贡之货殖，非若后人之丰财，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贡少时事，至闻性与天道，则不为此矣。”（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先进》）竟然一口咬定子贡是在入孔门之前做过小生意，以后则弃恶从善、洗手不干了。这自然是想当然的无稽之谈。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孔子死后，子贡“结驷连骑”威风八面地去会见“隐于草泽之中”的子思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子贡是乃师逝世后才发迹的。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子贡自己做出来的。有人问子贡孔夫子门下怎么乱七八糟什么样的人都有？子贡回答说：“夫隐栝之旁多枉木，良医之门多疾人，砥砺之旁多顽钝。夫子修道以俟天下来者不止，是以杂也。”（《说苑杂言》）然而，子贡绝对不是一般的需要矫正的枉木疾人顽钝，他还是孔子最宠爱的弟子之一。《论语》里面出现次数最多的并不是颜回，也不是后来发展了孔子思想的子思子夏等人，而是子贡。颜回子思出现二十余次，子贡却出现达到五十余次。无独有偶，当孔子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因而发出“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的浩叹时，站在一盘聆听的也是子贡。朱熹也说：“圣门自曾颜而下，便用还子贡。”（转引自钱穆《朱子新学案》第1141页）
除此而外，有没有可能出于感情因素──毕竟追随那么长时间了──孔子对子贡有所偏心呢？这种可能性也不大。我们知道，孔子是个“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情感服从理性的人。亲生儿子死了，《论语》上也不曾看到任何反应，而优等生颜回死了，却伤心得说出“天丧予”“非夫人之为恸而谁欤！”那样极端的话。由此推知，孔子对子贡的垂青也必定存在着某种超情感的更为深刻的理由。大胆一点说，子贡身上一定有什么东西吸引了孔子。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子贡有什么特点。子贡最显而易见的特点是能说会道，是孔子“言语”一科的高材生。然而孔子似乎并不欣赏好逞口舌之快的人。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有口才的很少是仁人。“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论语公冶长》）辩才无碍的人是讨人嫌的。“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论语先进》）这愚、鲁、辟，其实并不是贬词。因为真正的仁者形象是执著得近乎迂阔，认真得近乎痴愚，因而在世俗社会中是吃不开的。至于雄辩者，给人的感觉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他们感兴趣的是如何让别人屈服于自己语言的逻辑力量，而对自己的辩词是否通向真理常常至少是来不及关心。对于雄辩者来说，原则是有弹性的。为了迎合听众，他们必须重新解释原则，使它和非原则界限的逐渐模糊，因而也就常常牺牲了原则本身的纯粹性。子贡的能言善辩，与他商人的角色意识是符合一致的：两者都需要随机应变的灵活头脑，都需要具备随时准备迁就世俗的心理素质，都需要超逸出固定法则之上的某种悟性。这种性格倾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非常投合孔子心意的。
看官或许要问：此话怎讲？我们说，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孔子对“仁”的基本态度。“仁”并不是一个“舍生取义”之类的终极性抽象概念，它还有着丰富而具体的广泛的目标指向；它不仅仅是人独善其身时的人格理想，而且是人兼济天下时的行动纲领。或者用马克思的语法来说，儒者不光是要认识这世界，而且要改造这世界。这就决定了仁学不能仅只是剥离了内容的干枯信条，而且还必须具有可操作性。要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就必须使其被普遍接受。对孔子来说，就是被君主接受。而被接受的前提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不拘泥于原则的某种程度的灵活性。这样我们就跟子贡接近了。只有颜回子思在陋巷不改其乐的这种仁者类型的学生还不行。朱熹讲得很透彻。他说：“如原宪（按即子思）只是一个吃菜根底人。邦有道，出来，也做一事不得。邦无道，也不能纠正，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转引自钱穆《朱子新学案》第1142页）孔子还需要子贡宰我那样智者类型的弟子。在孔门弟子中，真正比较能办实事的，好象也只有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子贡。吴国向鲁国强征百牢（百头牛），是子贡出面费了一番口舌让吴国放弃了这一无理要求；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是子贡跑到楚国去向楚昭王讨来了救兵；齐人田常篡位，为稳定宝座，对各国诸侯态度相当殷勤。鲁国人乘机派人去索要被齐国侵吞的鲁国旧地。那两位不辱使命，顺利完成任务的使者，其中之一也正是子贡。子贡最出风头的事穿梭往来于五大国之间，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将勾贱夫差这些一流霸主玩弄于股掌之间，在他的指挥下，造成了“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政治局面，对春秋末期的政治形势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当然，据某些历史学家看来，上述有些史实未必十分靠得住，但无论如何，子贡成为这一故事的主人公，应该与他自身的性格不无关系。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子贡智则智矣，但在仁上的修养尚欠火候。《荀子大略》有子贡厌学的记载，《盐铁论殊路》中，桑弘羊嘲弄子贡不象子路那样为孔悝死难，却毫无信义地临阵遁逃。上文提到的子贡见子思一事，于子贡脸上也未见得十分光彩，因为其会见的主要目的是向他的昔日同窗摆阔。《论语》一书中，我们很少见到孔子赞扬子贡。子贡曾经自我表白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孔子却非常不给面子地回答道：“赐也，非尔所能也。”（《论语公冶长》）子贡有一回讲别人坏话。孔子教训他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论语宪问》）子贡在做鲁国大夫时，根据邾隐公向鲁定公献礼时双方国君不合法度的举止神态，准确地预言了这两个人将很快先后倒霉。当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子贡的判断时，孔子对他仍有微词：“赐不幸而言中，是使赐多也言。”（《左传卷十一》）嫌他太饶舌。孔子甚至还断言在自己死后子贡这个人也好不了。他说：“丘死之后，商（按即子夏）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悦不如己者。”（《说苑杂言》）对这样的现象，司马迁附议《孔子家语》的评论，认为：“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辞。”（《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荀况曾经指责管仲“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这样的话和拿破仑所说的“一个优秀的元帅应该只有头脑，没有良心”之类高论相比，的确倒是相映成趣。实际上，力功者很少能同时力义，力知者很少能同时力仁。头脑和良心能同时兼顾者，除诸葛亮、王守仁等少数几位名将名相外，古往今来能够及格的人，大概也不会太多。
回到全文，我们说孔子对子贡既喜欢又不满的矛盾心理，归根到底还是导源于他仁学的浓厚入世性。这一特性要求儒者既能方又能圆，既能游刃有余地优游于社会，又能坚持自己的仁学理想。这对孔子构成了一个悲剧性的两难选择：要媚世取容是不行的，是“乡愿”的做法，而“乡愿”是“德之贼也”：要一丝不走样地捍卫原则，那么这原则也就会变成美丽的空中楼阁，不具有实践意义。他不能在这两者之间走不偏不倚的平衡木中庸之道，他必须做出抉择。孔子在周游列国的宦游生涯中，并不是没有试图做出某些妥协让步，例如曾先后准备投奔声名狼籍、造自己主子反的公山不狃、佛肸，结果反过来被子路用儒家大道理数落一通，后来不得不放弃初衷。又有一次竟去见当时著名的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卫灵公太太南子--十分令人想起宋江为了请求朝廷招安去贿赂陈师师开后门，要她向皇帝发动枕头攻势--搞得为了平息子路的义愤而指天发誓。总的说来，孔子做这类事总显得心虚气短、中气不足。《论语》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足资证明他的心境；“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子弗如也。’”（《论语公冶长》）王充认为这段话甚是无理：“孔子所以教者，礼让也……使子贡实愈颜渊，孔子问之，犹曰不如，使实不及，亦曰不如……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颜渊愈子贡，子贡谦让，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颜渊，使子贡贤，门人莫及，于名多矣，何须问于子贡？”（《论衡问孔》）
如果我们认识到孔子的内心苦衷，上述对话可能就容易理解了。孔子在这里与其说是比较颜回与子贡哪一个更贤，倒不如说是比较他们两种人格类型--仁者和智者，或者说思想家道德家理想家与政治家外交家企业家这两种类型哪一种更为可取。之所以有此一问，恰好表明了孔子难以言表的困惑。孔子承认，他和子贡一样，在贤的程度上都不如颜回。因为原则问题在一定条件下是否可以松动，他至少在这方面动过念头。而颜回则决无此种可能。对颜回的一再肯定，充分显示了孔子身上思想家道德家理想家那种倾向毕竟占了上风。《论语》倒数第二章，即“子张篇第十九”，有几段子贡用最高级形容词来歌颂他老师的话。有些人看到子贡在实际事物中如此能干，又显然是当时政坛上正在升起的一颗新星，却为孔子守孝六年，并且总是口口声声赞美孔子的伟大，感到有些不可理解，认为是子贡故作姿态地谦虚。子贡答复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他的话是真诚的。世人只知道子贡春风得意一时，却不知道这种个人功名不能垂诸永久。但是，作为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却知道。子贡曾问孔子自己是何许人也？孔子回答说：“器也。”什么器？瑚琏。一种相当尊贵的用于祭祀用的器皿。然而孔子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君子不器。”本事无论如何了得，子贡充其量也只能充当祭祀的工具，却不能像孔子一样，其本身成为后来祭祀的主角。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子贡“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凭着巨大的财富一直做到鲁国卫国的宰相，并因此得出结论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这个结论却未必非常准确。诚然，子贡在推销儒家学说方面固然功不可没，但是，孔子思想倘没有其内在合理性，子贡无论怎样人前人后地做广告宣传，也迟早会归于夭折。相反，孔子思想有了其内在合理性，没有子贡，仍然会流芳百世。孔子在世时，始终恪守自己的哲学，没有稍加贬损以苟和当世，这使得他终其一身四处碰壁，未能实现自己政治主张就饮恨辞世。同时，也正因为他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理想主义精神，才使得他的思想成为千千万万的伟大信仰，成为统治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官方哲学。这或许是孔夫子始料不及的。然而，谁又能说这里面不包含着历史选择的某种必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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