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的时光(高二必修备课资料)

时间:2022-04-14 17:54:31 教育新闻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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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日的时光(苏教版高二必修备课资料)

  关于友谊的文章,无论中西,可谓汗牛充栋。从古罗马西塞罗的《论友谊》到宋、梁间刘孝标的《广绝交论》,还有我比较喜欢的嵇康嵇中散,他那篇千古流传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很早就读了,我觉得可以摘录一二,供君评赏。“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足下如嬲之不置,不过欲为官得人,以益实用耳。足下旧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贤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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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几句陈说了自己的志向,说自己愿像颜回那样穷守陋巷,抚养子孙,与亲戚朋友谈谈天,叙叙旧,然后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浊酒一杯,弹琴一曲,”于愿足矣!看来,又是一个第欧根尼式的犬儒,据说当所有人都忙着为战争做准备守卫城堡的时候,他也滚滚木桶,表示自己有事可做;当亚历山大大帝在他面前炫耀神威的时候,他说了句,“让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不过这种犬儒,比起曾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山巨源,卖身投靠司马氏,然后还想腆着脸向老朋友招安,志趣上,恐怕就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了,毕竟是弹奏名曲《广陵散》的真雅士,面对昔日旧友,在大是大非面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虽然山巨源倒是一片提携朋友的盛情隆谊,一样皮里阳秋,含讥带讽个够:您纠缠个没完(嬲),不过想为官府获得人才,对时世有所益处罢了,但您知道我一向是个潦倒粗放(不太守规矩)的浅人,与世俗事理都不能合拍,自己想想在各方面都不如当今在朝的贤士能人,言外之意,山兄您还是放我一马吧,让我学庄子那样“游戏污渎之中自快”算了,下文害怕山巨源强聒不舍,跟着还说,如果您非要招安于我,“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时为欢益,”恐怕我“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也就是您一旦来逼迫我,我就一定会发疯的,如果你与我没有深仇大恨,我想不会走到这个地步吧,朋友。

  其实平心而论,嵇康不与司马氏合作,也未必只能是源于知识分子的清高,他在内心深处本就看不惯司马氏的虚伪,但客观来讲,不与统治者特别像司马氏这样歹毒的人同流合污,总是一种气节之表现,而且这种自适其志的情怀,相对于他的那个喜欢用“青白眼”看人其实很内敛的朋友阮籍,嵇康就显得过于峻急而“不切事情”了,虽然他也说了,“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但性情所至,“而未能及。”

  由此我想到几个问题,朋友之间的交往问题。拿嵇康与阮籍来说吧,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可谓和而不同,虽然两人都是“不拘礼法”的任情随性之士,可是在“和光同尘”上面,阮籍就比嵇康做得好,没有后者那么峻急。“口不论人过”,虽然他也做了几件“惊世骇俗”的事情,这从《世说新语》中就可窥之一二:

  一,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

  母亲死了,他一样喝酒吃肉,而且是当着“以孝治天下”作为标榜的司马昭的宴席前,胆子不可谓不大。在那个礼法制度森严的时代,不是很惊世骇俗吗,为此有人还进谗于司马昭要将他放逐边地,以正人伦世风。

  二,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同前)

  他的嫂嫂回娘家,屁颠屁颠跑去看望,道个别。有人指责的时候,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世间的礼法哪是为我们设立的呢?言外之意,他是世外高人,是超脱于礼法之外的。

  三,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同前)

  邻居家卖酒的妻子很有姿色,他与安丰侯王戎两个酒鬼就常常跑去照顾生意,人说“秀色可餐”,他俩当然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醉了,就睡在妇人旁边。还好,“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虽然丈夫很不放心,要探察他,久了,发现他始终没有什么不轨企图,就是睡在身边而已,不过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也真算是大胆了。

  可是,司马氏对他仍然很优容,这是什么缘故呢?细察起来,阮籍也就是喜欢喝酒装点“疯”而已,“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为了喝酒,便去请求担任步兵校尉,为了表示礼法不是为他所设;母亲死了,要大快朵颐,而且故意当着晋文王司马昭;嫂子回家,要去看望并告别,看到美丽的女人,要去借着喝酒而一窥美色。但这些都没涉及统治者的根本,而没有如好友那样敢公然“非汤武而薄周孔”,那可是触及政权基础的大罪。礼俗世规这些东东,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哪个时代都是存在的,可司马氏虽然狼子野心,但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外带孔子这些“金字招牌”还是顶礼膜拜的,这是他维持统治不容撼动的基础,也是为他所谓的“禅让”进行的铺垫,你嵇康连这都要“非”,那我怎么容你,于是嵇康与阮籍,同样的放达,同样的对司马氏心存不满,但由于性情不同导致为人处世的方针迥异,于是结局也就两样了。

  可他们至始至终,是最好的朋友。假如朋友的定义似乎应该满足“志同道合”这个标准,我们来看看他们之间的友谊可曾符合这个标准呢?他们之间的友谊走到最后,与山涛又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我们稍一思考便可发觉,嵇康与阮籍只是在待人接物上有些“和而不同”,而在深层次的理想追求上,他们又是一致的。他们都对司马氏篡权夺位的虚伪作风表示不满,于是蔑视传统礼教,并借酒浇愁以求得到精神的超脱,虽然落实到具体的“行迹”上有些小小的相左,正如嵇康自述,乃其二人性格不同所致,于是彼此之间,都能互相体谅,从而维持一份难得的情谊。

  相反,嵇康与山涛这个老朋友的分歧,就是属于“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分歧了,虽然他们与另外四人(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都曾是很好的朋友,“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但山涛已被司马氏招安,并作为说客来腐化老友的意志,昔日的竹林风流也只好化作一团云烟散去,嵇康之所以成为嵇康,就在这种“大是大非”地方才能更真切动人的体现。

  朋友之间的交往,本来按刘孝标《广绝交论》里的见解,就有势交、利交的流弊,朋友得势的时候,为了一点利益,我们是他最好的朋友,一旦这种“势”与“利”的优势不在,于是势利的我们马上形同路人,往日的深情厚谊也立刻成为“明日黄花”,以前或者是门庭若市,现在基本等于门可罗雀。神圣的友谊好比股市的波动,是要随着行情涨跌而调整自己的运作方向的。

  山涛与嵇康的友谊,为了不辱没竹林七贤的名头,当然没有这么市侩,但意识形态的分歧好比政治权力的斗争,是没有人情可言的。从山涛那一面讲,他还颇有高士之风,没有成为刘孝标讽刺的对象,自己发迹了,还不忘提携自己的旧友,以期共同青云直上,真是很够“朋友”,但嵇康的境界又比刘孝标的牢骚高上那么一筹,势交利交当然是庸俗的、市侩的,但为了一点名利而背弃自己的理想信仰,与之同流合污,说穿了,绕过一道道自欺欺人的幌子,比如幸逢明主兼济天下什么的,追根究底抽丝剥茧一分析,还是势交利交的一种,或者变种。所以,嵇康的“七不堪”、“甚不可二”的托辞,就体现在这篇千古传诵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字里行间,而为后人如我所激赏。

  朋友间的友谊,从另一角度看,正如梁遇春先生所谓,“因为二人同心一意虽多,而因为性质正相反也不少。为的是各有缺点各有优点,并且这个没有的那个有,那个自己惭愧所少的,这个又有,所以互相吸引力特别重,心思精密的管仲同性情宽大的鲍叔,友谊特别重;拘谨守礼的Addison和放荡不羁的Stecle,厚重老成的Southey,和抽烟什么也不管的Coleridge也都是性情相背,居然成历史上有名友谊的榜样。(《“还我头来”及其他》)

  但话虽如此,要像成为朋友,总要有点共同的爱好与追求的,就拿上面这几个名人来说吧,管仲与鲍叔的性情相背,但他们都一致成为了春秋时期有名的政治家,并被齐国的老百姓感恩戴德;艾迪生与斯梯尔是英国最早小品期刊《闲谈者》与《旁观者》的创办人,与骚塞和柯勒律治一样,把从事的文学当成共同的“挚爱亲朋”,而成就后人津津乐道的文坛佳话。

  所以,要想成为朋友缔结一份神圣的友谊,如马克思与恩格斯那样,不管个人细节上迥异反背到何种程度,总需要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人生观作为其中的支撑,否则,这种所谓的友谊就很难禁得起时间环境的考验,就像那个举国若狂的“十年内乱”里发生的那样,亲人反目,朋友成仇,多少平和顺遂时期结下的友谊,在那个妖魔翔舞鬼魅肆虐动荡不安的恐怖年代,遭到了无情的摧残与嘲弄,这样惨痛揪心的历史经验,难道还不因它血淋淋的教训,从而值得我们这些对圣洁的友谊抱有崇高期待的后人深思吗,进而反省到这样一个真理:一切的友谊,如果没有经过岁月的淘洗与历史的检验,很有可能,都是脆弱的。

  有的人比如叔本华尼采,就连这种须经考验的友谊,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可获得,从而只能“怅望千秋一洒泪”,只因“萧条异代不同时”,孤独地活着,孤独的奋斗,然后孤独的死去。难道他们就没有这种对友谊的期盼与向往吗?不然,亚里士多德说得好,“只有神与野兽才能喜欢孤独”(一说忍受),作为一个思维敏锐见识不凡的人,好比快乐是需要与别人分享才能体现出它的快乐的,那么桀骜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不是也有性格温顺的奥里维作为他终生的挚友吗?像尼采叔本华这样的人,既然不是野兽,更不是神,只是知道就是神与野兽也未必能忍受孤独的思想家--人的一种,他就仍然需要一份真纯的友谊作为这枯窘世界的一种慰藉,他们知道这种慰藉乃是幸福人生的一个体现: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并肩前行,扶持帮衬之余,取长补短,吐故纳新,好去披荆斩棘,一起经历人世的悲欢,体验生命的奇诡,方可患难与共,生死不渝,这是何等美妙的一种境界!

  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本应分属美好心灵的友谊之光,在他们生存当时,犹如许多与他们有着同样遭遇的人一样,梵高,爱伦坡,波德莱尔,司汤达,斯宾诺莎。。。。。。却难得普照他们孤独的灵魂,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或者智慧越高,忧患越深,一个过于超凡脱俗的人,在他们生存在世的短暂期间,因为自己的深刻,因为自己的特立独行,是不可能被他们同时代人所完全理解的,于是他们只能把这种追求友谊的高远目光,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前瞻后顾地在古圣先贤的书籍中,在对后世知音的殷切期盼中,去获得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寄托,或许他们在内心深处早就绝望了,绝望于他们的时代,绝望于他们的期盼,绝望于他们常人难以想象也无法言喻的孤独,于是他们明白:友谊的真谛,好比纯洁的爱情,在于两个人心灵之契合,而非流于表面的形迹过往,或者有意的调和拉拢,这种心灵的契合,带一点神秘,带一点偶然,很可能要在万万年之后,才会让自己发出的讯息,受到另外一个时空的人儿的感应与欣赏,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于是他们一声叹息,最后深深懂得:

  友谊的最高境界--是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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