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主流学术传统的反思

对于现代主流学术传统的反思

　　现代主流学术传统，是我对五四之后至80年代末学术遗产的称呼。在我看来，尽管这70年间一直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但其学术理念却从未曾改变，它就是中国学术思维的意识形态化这一元论叙事原则，中国现代学术主流都是根据意识形态这一宏大叙事学来言说的。关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内涵，根据林毓生的看法，意识形态活动的最终结果就是各种各样的“主义”。质言之，中国现代学术主流所表达的主要是与各种政治利益相关的“意见”，而不是学术自身再生产出的知识晶体。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纯学术，从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学术理念的传统经学始，到一直被用来教育人们坐冷板凳的乾嘉学派都如此，很多被称为具有实验科学倾向的清代国学大师，晚年也都有从“学术”走向“思想”的迹象。如段玉裁晚年就经常自责，并一再慨叹自己的专门绝业于世无补。中国学术的经世传统到了内忧外患的近现代而更加激烈。如张之洞《劝学篇》开门见山指出“古来世运之明晦”，“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国学大师钱穆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最根本的价值前提就是中国会不会亡国？

　　这种近代学术史观因“救亡”运动以及解放以来东西方冷战，而在意识形态上受到保护与支持，并对当代中国学术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对中国主流学术主要产生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以人学为总体原则，各门学科与各种学术活动都紧紧围绕着“人”而旋转；不是抽象的作为知识对象的人，而是具体存在者的活生生的欲望。这就使得当代主流学术研究始终被各种现实欲望以及指证此欲望的意识形态所笼罩，而无法获得各自独立的发展。以中国美学为例，虽然当代美学派别林立，但是就其内在逻辑结构来看，它们统统混淆了“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这两个不同的逻辑命题。这里可以积淀美学与自由美学为代表来加以阐明，李泽厚说“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的最高级的峰巅”，高尔泰也说“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他们一致地忽略了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本体论差异，于是对美的本质研究也就必然地经常性地被替换成对人的本质的研究。这个问题对当代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来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具体说来，这种支配着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意识形态原则，主要有这样两种类型。首先是一种基于历史学的宏大叙事逻辑，这是在我们理论思维与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它还可以细分为两种语境：第一种可以称之为历史经验论语境。它当然同中国文化中格外发达的历史主义传统直接相关，是中国实用理性最重要的理论工具。受其影响，人们在认识、分析与判断每个现实问题时，往往不是从感觉、感性经验以及对之的理性分析出发，而是每每要返回到历史长河中，“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然后才能找到发言或者选择的立足点。它的叙事逻辑可以总结为：古代如何→近代如何→今天与未来如何。这样一种“刻舟求剑”的思维方式至今未能退出思想舞台。只要我们打开当代各种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也包括各种“后主”们的有关著述，这样一种宏大的历史叙述逻辑随处可见。我认为这是中国当代学术批评首先需要加以解构的话语形态。第二种则可以称之为历史进化论语境，它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摩尔根的社会进化论（甚至包括受其影响的恩格斯）为基础，但实际上它却是把黑格尔式的历史逻辑偷偷带进来，即把现实世界看作是绝对理念自我运动的结果。如我们一直在使用的历史分期概念，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都是按照古代、近代、现代与当代这一进化论时间模式来展开，而对诸如这种历史分期方法是否具有人类历史的普适性，以及为什么近代就一定比古代进步，明天就一定更美好这些前提性问题，却从来没有什么人去追问它们的合法性？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不仅是忽略了不同历史文化之间的本质性差异，甚至还常把一些根本对立的东西，运用逻辑的力量强行调和在一起。“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而且学者们总是能够将其历史“必然”联系讲的头头是道。

　　其次是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的宏大叙事逻辑。这种逻辑的宏大之处正在于它的独断论性质，它以科学真理为评价的惟一尺度，以此取代了伦理学与美学这两种传统的评价标准。它实际上也是科学的理性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其基本的逻辑范式正可以称之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但是人们却不知道，历史与逻辑越是结合的天衣无缝，它们在知识学意义上的可信度就越小。正如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的《审查报告》中指出：“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舍斯托夫也曾这样讲到，克尔凯戈尔一想到“副教授们”在他死后会把它的哲学按篇、章、节组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而哲学体系的爱好者们则顺着这种思路去体验智力的愉悦时，他就会感到一种无比的恐惧。在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精神的支配下，中国的各种文学史、思想史、艺术史、文化史等专家，早已被训练成一排“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列兵。它们不再是理性与智慧的代表，相反却正成为消灭理性与智慧的工具。这就像莫里哀笔下的“医生”，他们宁可把病人治死，也不肯相信自己的医学书上会有错误……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对学术研究的沉痛思考，使我意识到，虽然可以在情感上对在20世纪风雨中挣扎、追求的现代学者表示同情与尊重，但是在学术方式上却一定要同这一主流学术范式诀别，而且我更不希望把这样一种学术传统带入新的21世纪。而且我还认为，与这样一种非学术的学术传统告别的最好方式，不是对之进行批判，那样只会更加延伸其窃取的学术生命，最好的方式在我看来，就是把它们在学术史上彻底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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