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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赏之下，必有佳作？
中国青年报 2003-01-03 陈鲁民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已为实践所反复证明是一条屡试不爽的“真理”。可是著名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却不信这个，他们的奖金，说出来可能会叫人齿冷，只有区区50法郎，虽然最近“猛涨”了10个法郎，也只有60个法郎。
可以不客气地说，我们国内任何一级文学奖都比它高得多，几千元的奖金已被人视为“寒酸”，不是万元以上就拿不出手。于是，云南的《大家》以10万元为大奖作品奖额，湖北的《古今传奇》悬赏20万元以求佳作，浙江的《东海》也不甘落后，推出50万元文学大奖征文活动，而《中华诗词》联合某企业举办的“相思节诗词大赛”，竟用20万元买一首诗，让人咋舌。
文坛重赏，文人有幸，搞不好哪一次撞上大奖，骤然暴富，一辈子就吃喝不愁了。文坛重赏，又是文人之大不幸。文人性“贱”，太穷了没法写东西，太富了也就不会写好东西了。如今这阵势，左一个大奖，右一个大奖，钱迷心乱，引诱得文人坐卧不安，哪还有心思去“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去推敲苦吟！在这种氛围下，是注定难出大文人大作家的。
而且，从历史上来看，文坛佳作传世名著，没有一部一篇甚至一句是重赏刺激出来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后的稿费还不及他写作时抽掉的雪茄钱；曹雪芹的《红楼梦》，则连一分钱收入也没有，有的只是“举家食粥酒常赊”；王勃的千古名篇《藤王阁序》，仅换来几杯薄酒；左思的《三都赋》，10年辛苦，虽有“洛阳纸贵”之誉，也不过是让造纸商发了大财。而一些重赏换来的作品，即使出于名家之手，也多是有铜臭气无笔墨香，像韩昌黎贪图重金给人家写的那些墓志铭，像司马相如为千金重赏而给陈皇后写的《长门赋》，别说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就是当时也为文人骚客所瞧不起，被认为是“谀世媚时”之作。
当然，文坛设重奖，对于提高文学地位，提高文人创作积极性，可能多少会有所帮助，但也绝不可看得太重，指望通过巨额奖金来为传世之作“催生、助产”，恐怕是不大现实的。就是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所评出的东西，也是良莠不齐，远非人人叫好。毕竟，文学大奖悬赏，总不会像重赏征集杀手那样简单便当，只凭脑子一热，一股蛮力，就能马到成功。也不会像明星征婚那样热闹，一呼百应，阿狗阿猫都来应聘。文学创作，只有发扬“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刻苦精神，不受金钱诱惑，安心书房，清心寡欲，舍得花心血花时间，苦干上10年20年，才有可能拿出传世佳作。“鸟翼绑上黄金，它还能飞远吗？”泰戈尔这话的确不时髦了，但这个道理却不会过时，尤其是在文坛浮躁气氛日渐浓郁的今天。想想看，在一个正在写作的作家面前放上一堆闪闪发光的银子，他就能写出闪闪发光的精品吗？龚古尔文学奖的组织者想来是坚信这一道理的，他们虽然只有象征性的几十法郎奖金，可是其影响一点也不比诺贝尔文学奖逊色，而且还更专业一些，许多著名作家都以获龚古尔文学奖为荣。
还是鲁迅说得好：“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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