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滑坡还是道德爬坡？ --《中国当代大学生问题报告》作者访谈

道德滑坡还是道德爬坡？ --《中国当代大学生问题报告》作者访谈

                     中国教育报   2003-07-17  本报记者 杜悦

 　　吴鲁平：男，1962年生，重庆云阳人。现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科研处处长、副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主编，中国社会学会青年社会学委员会理事。公开出版的专著、合著主要有《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大过渡时代的中国青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新状态-当代城市青年报告》(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微妙的隔膜-代际心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等。研究领域涉及青年社会学、青年价值变迁和青年问题。 

　　杜：前一段北京“非典”时期，北京高校中好多大学生擅自逃离学校，社会上一些人对此深表气愤，他们说，这些学生有没有想到自己也可能是潜在的传染者，在流动过程中危及他人健康？八十年代出生的这些孩子是不是有些缺乏社会公益意识？在您的《中国当代大学生问题报告》一书中，您也指出道德价值观问题，是“青年研究”的一大焦点问题。您能否结合现实对我国当代大学生道德价值状态作一个基本的评价？ 

　　吴：我对当代大学生道德价值状态的评价可谓是“喜忧参半”。一方面，从总体上看，当代大学生的道德价值可以说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与此同时，在一些大学生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你提到的前一段北京“非典”时期，一些高校中不少学生擅自逃离学校而引发的一些问题讨论。 

　　关于这一问题，无论是在当时的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上，都有许多争论，总的趋势是对大学生持非议态度的较多，“道德滑坡”论有所抬头。我个人的看法是：当我们就“非典”时期大学生“离校”这一事件来对当代大学生的道德状况进行总体评价时，必须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据笔者所知，北京“非典”时期离校的学生较多，但并非所有离校的学生都是擅自逃离学校，有的学生是在学校停课后离开的。如果在学校或有关部门做出不许离校的相关规定之前，责任则主要由学校承担；如果是在此之后，责任主要在学生。“非典”时期，北京各高校学生“逃离”学校的学生人数所占比例，各学校差异也非常大。 

　　学生是否真正意识到自己是潜在的传染者？那么，我们在做结论时，还是慎重一些为好，不要一概而论。事实上，绝大多数逃离学校的大学生，并未意识到自己是潜在的传染者。综上所述，我们不能根据上述突发事件中大学生离校人数较多这一社会事实来简单地推论：当代大学生在总体上缺乏社会公益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或走得更远，得出在当代大学生中存在“道德滑坡”的结论。 

　　杜：您曾谈到对当代中国社会道德评价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道德滑坡”与“道德爬坡”的理论之争，对大学生道德评价也与此类似。这两种观点各自的依据是什么？ 

　　吴：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道德状况，无论是大众，还是专家学者，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或“倾向”，他们针锋相对，曾经争论得非常激烈。“道德滑坡论”认为，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社会存在着不断升级的腐败现象，犯罪率上升，社会冷漠、见死不救现象增多等。另一种观点则完全相反，被称之为“道德爬坡论”。这种观点认为，转型时期的道德处在“爬坡”状态。其主要依据是，公民道德变得越来越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道德不再与经济相分离。在这种观点看来，人们追求利益，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恰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的道德状况认知，同样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或“倾向”。但这两种“声音”或“倾向”，其对立程度或差异程度，不像前面提到的那两种观点那么高。 

　　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生，至少是“为数不少”的大学生的道德状况，尤其是社会公德状况，存在着“失范”现象。如①语言粗野成为时髦；②不守秩序，强词夺理；③狂喊乱嚎，放荡不羁(“嚎文化”)；④“污染环境”，互比高低；⑤考试作弊，妙招迭出等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大学生的道德价值观是积极的、向上的、健康的。 

　　但上述这些争论都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因此，我们不知道他们所列举的问题到底在多大范围内存在？ 

　　杜：由此看来在判断大学生的道德状况时，是不是需要一些实证研究？ 

　　吴：在我看来，答案是肯定的。从社会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符合逻辑的理论或论点，在得到实证资料的验证时，都不过是一个有待证实的假设而已，绝不是科学的结论。从90年代后期所做的一项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实证研究结果是： 

　　从总体上看，大学生的社会公德状况是健康向上的。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①大学生对社会主导性公德规范持认同态度。②“助人为乐”等优良传统公德在新的市场机制下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弘扬。③与现代工业文明相联系的公共道德行为方式正在养成。 

　　同时，大学生在社会公德方面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主要有大学生对社会公德规范的遵从缺乏自觉性，道德素养较差。例如，97.74%的大学生自报他们在骑车、驾驶机动车或行走在交通路口遇到红灯有交通警察时“不闯红灯”，但在夜间没有警察也无人看见时，这一比例同样是大幅度下降，从97.74%降到了56.44%。 

　　杜：在您的书中有一个关于“大学生看见歹徒在公共场所持刀杀人时的行为反应(大学生自述)”图表很醒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36.26%的学生“装没看见，绕道走开”，9.2%的学生“拚命逃掉”，7.28%的学生“围观看热闹”……总而言之，一半左右的学生缺乏见义勇为的义举，冷漠旁观者较多。这一现象当然也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相关。它主要涉及的还是大学生的社会公德问题。您认为目前社会与大学生自身两方面，应当怎样切实提高社会公德建设与公德意识？ 

　　吴：从大学生自身的层面来看，主要是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从社会层面来看，要搞好社会公德建设，最关键的是要在制度安排上多做些文章。对于道德建设而言，思想教育和社会动员必不可少。但在一个不再是以政治为中心，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法治社会来说，一个好的制度安排也许更重要。这个制度应当能够切实保证：违背社会公德者不仅要在道义上付出代价，而且，在经济等各个方面，也要付出同样的代价。相反，对于那些社会公德的遵守者，应当给予各种奖励，至少不应出现“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近年来，我们的社会在制度安排上已做了许多努力，但仍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