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什么之叙事篇 --从《英雄》中透视现代性叙事伦理纬语(网友来稿)

时间:2022-04-13 19:04:24 教育新闻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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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什么之叙事篇 --从《英雄》中透视现代性叙事伦理纬语(网友来稿)

乐晓峰   

对于我们而言将意味着什么?是一种告别?一种反省?还是   

一种沉淀?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

 要摆脱中国文化重复的困境,必须找到一种使问题能得以沉淀的方式,找到问题的界限。这些问题大致涉及到客观真理问题(必然性、连续性、决定论、目的论都属于它的范畴),理想问题,主题性问题,方法论问题,语言问题,客观性问题(既反形而上学本体论、又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个体性问题,以及超验的中立性问题必须说明的是,这些问题并不是每一位作者都直接论述的,但却都以自己的方式涉及到。

事实上,这些问题的深入引起的哲学的革命在西方早已发生,而在中国,它们也已然成为入思的不可或缺的问题意识背景。但这背景可能是问题意识的文化知识视野,也有可能是在问题的反省中个人经验断裂的敞开。既是指引着、隐喻着超验的个体有限性的界面敞开。它较之知识视野的横向关联更具有一种当下性的纵横开阔的张力。

我们强调与语言事件相关的个人的初始经验。即日常语言说的个人对自身经历和遭遇的反省。这种经历和遭遇如果不流失与重复的记忆,那它一定被置换了背景,即它一定是在问题意识背景上被反身关照着。

这种反身关照已经是语言化的,即经历着既成语言向生成语言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的经历和遭遇在二十世纪问题的审视中已成为个体案例的分析,由此二十世纪的问题,即便是西方的问题,也不再是远距离的知识性的取舍,而是一种切身着的问题的表达或表达的契机。

没有这种问题意识和将问题尖锐化以冲破传统的努力,文化民族主义的源远流长和历史理性主义的坚不可摧几乎不可能让自律个体崭露生命的头角。

叙事改变了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支离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伤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的无常抹去的自我。“当幸福在时,我们便拥有一切,而当幸福不在时,我们便尽力谋求它。”如果伊壁鸠鲁的这句话说得恰当,又如果谋得幸福是伦理学的基本主题,那么叙事对于人们谋求幸福是必不可少的,它既有可能是人们对于幸福(或不幸)的知识,又可能是人们在幸福之中的时间和空间。“神往往不过是叫许多人看到幸福的影子,随后便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梭伦这个神无处不在,并没有随着现代性的进步而隐退,而是不分国家和民族一律平等地尾随每一个人的身体。这个神名叫偶然。人的叙事是和这个只让人看见幸福影子的神的较量,把毁灭退还给偶然。叙事不只是讲述发生过的生活,也讲述尚未经历过的想象的生活。

一种叙事就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实践性的伦理构想,一种文学样式可以呈现多种这样的表症。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

说到这一点,让我联想到了近日热映的《英雄》。中国电影叙事的方略,可能唯属张艺谋能说明问题。

我之初观《英雄》,悟觉为原初叙事学摆弄。对“元叙事”之质询,对成规的反拨。讲个人命运的叙事,是原初的伦理学。这里所谓的“元叙事”,必需套用所谓“元小说”的概念来理解。“元小说”(meta-fiction),又译为“超小说”,或“后设小说”,美国作家威廉加斯于1970年发表的《小说和生活中的人物》中首次使用了“元小说”这一术语,其基本涵义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元”在英语中本来就具有“在……之后”、“超越……”等意思,意指对某一套话语或某种经验性的陈述的根据、原则、规范、模式等的追问和阐释。那么,这“元”的概念的提出是否标志着我们已经开始怀疑它了?对它的清醒认识使我们明白“表述”与“被表述”之间必然存在着裂缝,这又体现了我们对既有话语体系成规的怀疑和自我反省,这也是所谓的“表述的危机”。

由此,《英雄》的构思理据便可窥一二。细细赏观影片,情节简单,人物主次突出,场景各有风味,但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张导采取的“截叙”手法。次影片采用四组叙事角度,四条线索,四种色彩,四个时空组合来完成。无名、秦王、残剑、飞雪四个主人公站在不同的立场分别讲述他们的主观意念,而这四个故事只由无名和秦王二人在殿堂上对话而现。对话之所以能得以产生,却恰恰是因为了除无名以外的三个刺秦英雄的死亡。无名的到来究竟是为了刺秦,还是为了护秦?无名究竟是那三人的代言人?还是秦王眼中的英雄好汉?红、蓝、绿、白四种色彩的故事孰真孰假?其间起承转接,纵横交错,条纷缕析,跌宕多姿。全然自主的诠释着另类叙事方略。表面“刺秦”,其实“护秦”,明里“罪魁”,暗里“英雄”!真可谓用心良苦。

张导似乎想要表达的不仅仅是他对秦王的翻案议题,更饶有兴致于对电影“元”叙事的颠覆。其实,电影只不过是文学中一种更善于调动观众视觉、听觉效果表现形式。中国小说对“元叙事”的反拨,可算是“新实验小说”的小说先锋者们开辟道路,马原、余华等贡献卓著。可文学的革新拓展到更多的领域中,张艺谋也算是始作俑者。

这种颠覆从另一角度看,就是对“表述的危机”的恐慌。我们所说的话,所写的字,所看的文,那些是真?那些是假?他们分别是什么立场上、什么背景中提出的?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知识,我们的任何一种叙事都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吗?初识“元叙事”,仿佛一种玩弄观众,玩弄叙事,玩弄传统的文学成规的表现,而这种表述系统(即话语)与“真实世界”的分离,以及其内在的自足性,其实标志着我们学术研究的方向从知识型向问题型过渡的定位。换言之,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不再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反映”,对“真实性”及相关知识体系的理解是受到话语成规所控制的,而任何话语成规都充满了疑问,并且是应当提出疑问的,这些提问及阐释就是对“元叙事”的反拨和颠覆出现的真正原因。

当小说从“怎样写”过渡到“怎样讲”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电影从“怎样拍”过渡到“怎样述”的问题。怎么“描写”世界的问题也相应的过渡转变为如何“讲述”或“表述”世界的问题。

从《英雄》中我们来体会一下“元叙事”的一般特点。

首先,是打破传统叙事的结构,即“打破框架”。

正常的叙事:认真的,提供信息的,如实的,存在于一个框架之内。而“元叙事”并不提供这一框架。这类叙述有说话这和听话者使用一套符码(一种语言),并且必然有某种语境……如果,读者突然发现有一个似乎突兀于作品的声音在一模一式的发表演说,诉告着小说叙述中不合情理的部分,这就是打破原有的框架了。比如:秦王听完无名的叙述后,发出的一声感叹“你把一个人想简单了!”以及,后来的秦王推导叙述之后,无名的一句“秦王把残剑想简单了!”都是如出一辙。叙述的逻辑,叙述者的心智,叙述的立场都成为了我们观众的参考因素。这样,叙述者也就获得了多重身份,除了叙述本身,还是人物,是观众,也是批评家,这就引出“元叙事”的另一特点--

元叙事在意识方面的“自反性”特点。

所谓自反性是指叙述者对于叙述所采取用的一系列手法、惯例、程式等成规都具有非常清醒的意识,并且不时的将它们暴露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叙述者的叙述,就可能表现出自反性,因为他在叙述中,经常为读者创设各种特定情景,并表明:自己是在设计一部合乎逻辑的可能是真实,但也许虚构的艺术作品,而同时,也不断的向读者透露各类有关疑难的的秘密,或在某种程度上夸示作品所描绘的真实与叙述的技巧之间的矛盾。自我意识的叙述者的标志是在叙述中不断告诉和提醒读者:“我在说”、“是我说的”、“我正在叙述的”。“我”在和读者一起判断这叙述的真伪,“我”可以和读者一起批评。这种自反性在《英雄》中的体现无疑还表现在秦王和无名的互相猜度和推理中。一层层的推理,一层层的反拨,一层层的矛盾的揭示。既是叙事技巧的展现又是元叙事的自反性的表症。

这两点也自然派生出元叙事的另一更明显的特点:内容上的不确定性。

看过《英雄》的观众可能都会有一种感觉:电影的叙述似乎模糊,间断、多元、散漫、时空错乱等。这其实也是后现代文学的本质倾向之一。一个“反”字,虽不足以完全概括,但也绝对是万变不离其中。由于“元叙事”暴露的是话语体系与真实世界之间的不稳定关系(测不准性),因此,现实/虚构、真实/虚假这一类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的关系就变得模糊起来,而这类基本分野一旦模糊起来,我们对作品的意义就很难确定了。《英雄》中的四次叙述,每一次都伴有不确定性。

关于电影的元叙事的表现是张艺谋对于电影的叙事伦理的关照,而伦理学自古有两种:理性的和叙事的。理性伦理学探究生命感觉的个体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进而制造出理则(亚里士多德、康德)。而叙事伦理学只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荷马、索福克勒斯、但丁、莎士比亚)。理性伦理学关心道德的普遍状况而叙事伦理关心道德的特殊状况。伦理是整饬属己的生命经纬,现代伦理不像古老的伦理那样,依据一定既定的道德体系来整饬属己的生命经纬,而是依据个人的心性来编织属己的生命经纬。现代伦理是个体化的,是一种自由伦理的个人叙事,它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和想象,某个人活过的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对某中生命痕迹的评述。《英雄》的叙事是一种典型的自由伦理叙事,将一代威武强悍暴虐的君王塑造的机智、警觉、悲壮、果敢。影片的最后结语无疑表明成为了导演用心之笔的点睛:秦始皇修建的长城成为了护国护民的功业象征,秦王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不论你同意与否,这就是“我”的一种文学叙事!

 作者邮箱: zengle365@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