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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评判的福柯
爱滋病夺走了这位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对于思想界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他的哲学活动的独创性以及他所开辟的新的知识领域和历史思考领域：疯癫、刑法制度、医学和性欲。
1984年6月25日中午，一个惊人的消息如闪电般传遍巴黎知识界。电台和电视台宣布："福柯去世了。"当时福柯还不到58岁。
福柯去世当天晚上，他的姐姐弗兰仙(Francine)和德菲尔（福柯的朋友）到医院挂号室办理手续时，看到病历上的死亡原因一栏里写着：爱滋病。
福柯死于爱滋病的传闻不胫而走，四下流传。《解放报》头版以整幅篇幅发表福柯的照片和悼念福柯的文章。其中一段文字反驳谣言："福柯尸骨未寒，谣言就蜂拥而起。福柯被说成死于爱滋病。似乎一个接触的知识疯子，因为是同性恋者，尽管极其谨慎，但也必然是这种时髦疾病的侵害对象。……似乎福柯肯定死得不体面。"
可惜，所谓的"谣言"恰恰是真理，而掩盖和辟谣恰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爱滋病这一现代瘟疫的恐惧。
福柯在西方被视为思想知识界的一个斯芬克斯，一个谜样的人物。福柯之谜的产生源于福柯思想的离经叛道和难以归类性，以及福柯个人生活的云谲波诡。神秘恐怖的爱滋病及其与声名狼藉的同性恋的联系，也使福柯的形象变得更扑朔迷离。
少年时代：学校生活不啻一种折磨
福柯全名米歇尔福柯。他于1926年10月15日出生在法国维埃纳省省会普瓦捷的一个医生家庭，直至19岁才离开。他属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长大的一代人，生活在法国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外省环境里。
成名后福柯很少谈到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偶尔谈起来，也往往出言不逊，鄙夷与忿忿之情难以平复。从中可以窥见宁静而窒息的外省生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冷岁月对他的深刻影响。
福柯的家庭是当地富有的资产阶级。福柯和姐姐弗兰仙、弟弟德尼(Denys)从小过着衣食无虞但绝不奢华的生活。母亲向他们灌输外祖父的人生箴言："管好自己的事。"因此，孩子们从小就树立了个人奋斗的精神。
福柯后来激烈抨击现代学校教育，称学校为现代权力的"规训机构"（disciplinaryinstitute）。这也许是与他几乎一生都在这种机构中度过有关。他对现代教育体制有着深切的体验。福柯6岁起就被送进一个公立中学，6年后升入同一所学校的中学部。关于这一时期的经历，福柯临终前在医院里会忆起三个"可怕"的印象。后来福柯被迫转到一所严格的天主教学校。他后来说，这几年的学校生活对于他不啻一种"折磨"。
1943年，福柯顺利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获得了报考大学的资格，面临着专业和前途的选择。福柯对文学和历史更感兴趣，而父亲则希望他维护家族的传统，长子学医。在母亲的支持下，父亲只好让步。
如果从弗洛伊德学说的角度看，福柯很典型地体现俄底浦斯情结，即恋母弑父情结。他对母亲始终保持着尊重和依恋的情感。他把自己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印出第一本书献给母亲。但是他同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后来福柯多次同朋友表露他对父亲的怨恨，他甚至说，父亲是一个"恶霸"，对他实行"规训和惩罚"。这种关系最明显的证据是，福柯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保罗米歇尔福柯"，而自称"米歇尔福柯"。
巴黎求学：对哲学一往情深
经过三载的努力，福柯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可他对集体生活不能适应，对高师有组织的生活更不能忍受。他更加孤僻、暴躁、与同学吵架。虽然他是个普遍不受欢迎的人，同学们都认为他有点疯癫，但又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学习狂。他的文化素养之高，学习能力之强，涉猎范围之广，在同学中有口皆碑。
当时萨特正是青年学子们崇拜的偶像，哲学取代文学，成为优秀的师范生一往情深、竞相攀附的热门学科。福柯也不例外，他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沉浸在哲学书本中。
福柯在高师的思想发展经历不单纯是学术积累和转向的离城。他的人格发展也经历着深刻的精神危机。这种人格危机对于福柯的学术兴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高师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精神抑郁症不是个别现象，但是福柯的情况比较严重。他经常酗酒，1948年和1950年，福柯两度企图自杀。为什么福柯会陷入严重的抑郁症乃至产生自杀的念头？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是由于福柯的同性恋倾向受到压抑。福柯自己后来讲，他从很早的时候就喜欢同性伙伴。根据一般对于同性恋的研究，同性恋往往与胜利特征、自恋倾向、家庭压抑以及青春期的性经验有密切关联。福柯从小孤僻自傲，并且对父亲的形象难以认同，在男生学校读书等，都可能是导致同性恋的重要因素。
福柯后来的男友丹尼尔德菲尔(DanielDefert)说，福柯长期以来的痛苦不是源于同性恋的压抑，而是另有原因。他分析可能有两个因素：一是福柯为自己不够漂亮而苦恼，二是福柯早年可能吸过毒，毒瘾可能很深。
吸毒是达到极度快乐的媒介，而同性恋者在社会不予宽容的条件下往往追求更有刺激的快乐。无论是哪一种，福柯的确是寻求这种极乐的感觉。
同性恋、精神病、吸毒都被社会和"现代科学"视为"反常"，"变态"。同性恋者、吸毒者和精神病患者都是社会的边缘人，受到排斥。福柯的切身经历使他对心理学、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发生浓厚兴趣，乃至影响了他终生的学术志向。
政治性、参与型知识分子
毕业后，福柯首先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逃避了服兵役。并获得了梯也尔基金会的三年研究资格。同样，福柯几乎同所有的人都不能和睦相处。1952年，福柯在朋友的推荐下，到里尔大学哲学系任助理讲师，提前离开了基金会。
1955年，福柯离开巴黎，到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任教。福柯对于这次离开法国的解释是，"我生活得很痛苦，对于法国社会和文化的许多方面感到难以忍受……个人自由在法国受到极大限制。而当时瑞典被认为是自由得多的国家"。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乌普萨拉的气氛更是压抑。福柯最不适应的是那里的气候，漫长的冬夜让所有的人精神抑郁。
尽管如此，福柯还是在这里呆了三年后才返回巴黎克列蒙-费郎大学做哲学讲师。在费郎大学期间，他的作品《疯癫与非理智》（中文版本名为《疯癫与文明》）出版了，并引起深刻反响，是西方史学界对社会下层和边缘现象益愈关注的开创性杰作。
从万塞讷大学开始，福柯成为一个参与型知识分子，一个行动型的哲学家。
政治和性一样，成为福柯的一种"极限体验"。
法兰西学院的最后岁月
从1971年至1984年6月辞世，除了休假的1977年，福柯一直在法兰西学院讲课。"当时有两个福柯，一个上街游行，一个出席学院的会议。福柯对自己的学术工作是极其认真的。"这是著名历史学家拉迪里后来的描述。
爱滋病被怀疑是福柯1975年加州之行"极限体验"的恶果。福柯曾经激动地谈到爱滋病问题。他说，这个世界，权力游戏，真理游戏，这些本身就是危险的。但情况就是如此。这就是你所拥有的。有谁会害怕爱滋病？你明天可能会被汽车撞倒。甚至过马路都是危险的。如果与一个男人的性爱使我感到快乐，为什么要拒绝这种快乐？我们拥有权利，我们不应该放弃。
福柯后来真正意识到爱滋病的威胁。这种威胁在福柯对希腊罗马思想的研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很可能，他已经清楚地知道死之将至。但是他不想把死亡变成一场戏剧，而是竭力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建立一种与其他人的新型关系。
1983年，爱滋病在福柯身上发作了。为了不影响《性史》（中文新版《性经验史》）的写作，医生只是把病情告诉了他的秘书。敏感的福柯很快就意识到了病情的严重性。一次，他问医生："还有多长时间？"医生当然是轻描淡写地加以敷衍。福柯自知来日无多。他决定发表一些原来准备推迟的演讲。并且两度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讲学。在与那里的朋友谈到爱滋病时，福柯反问朋友："难道你怕死吗？"福柯表示，死并不可怕，他讲述了自己车祸的经历，那种体验与吸毒体验十分相似，是一种灵魂出窍、飘飘欲仙的感觉。"另外，为了美男之爱而死，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
福柯开始认真地考虑后事了。他提前了一些演讲，并加快了《性史》的写作。然而，在看到《性史》第二、三卷问世后，第四卷《肉体的忏悔》尚未写完，福柯就倒下了。
在医院里，德菲尔曾对福柯说："如果你得的是爱滋病，那么你最后的著作就和《恶之花》一样了。"德菲尔这么说，是因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就是写他自己的性生活和梅毒。福柯笑着回答："为什么不？"
一语成谶。福柯之死夺走了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但他对于思想界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他的哲学活动的独创性以及他所开辟的新的知识领域和历史思考领域：疯癫、刑法制度、医学和性欲。
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西方思想家用这三句话评判了不可评判的福柯。
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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