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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与明代文学
宋濂是明朝文化规制的主要设计者，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他年轻时曾入郡学师从闻人梦吉，学习《春秋》三传，又师事浙东理学家、古文家吴莱，并游学于柳贯、黄溍、郑复初之门。其师门学术乃是朱熹、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之传，他本人则有志继承东莱吕祖谦的婺学。在宋濂身上，存在着理学家和文学家的两重文化性格，他的文学思想接郝经、刘将孙余绪，倡天道、事功、文章三位一体，其文学本体论延续着理学“文道合一”的观念，这种观念表现在编修《元史》时，就是将儒林与文苑合而为一。他在《文原》中既强调文是道的显现，又把文分为载道之文与纪事之文，认为“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而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以六经为标准衡评古代作家，有时就显出偏狭的态度来。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夫自孟氏既殁，世不复有文，贾长沙、董江都、太史迁得其皮肤，韩吏部、欧阳少师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观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迷，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经之文也”。这显然是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并自觉配合朱元璋“独尊宋儒”的文化政策。
宋濂的文学创作道路，可以至正二十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作品多以逃避世乱、歌颂隐逸为基调，后期他写了许多庙堂典册文字和元勋巨卿的碑铭传状，为同辈文人及四方学者所推重。他的庙堂文学虽表现出儒家的进取精神，但不少文章是出于应酬、颂圣的需要，宏丽典则的形式掩盖了内在活力的枯窘。
宋濂是其后兴起的“台阁体”文学的奠基人，他在文论中为“台阁体”开了理论先河，其《汪右丞诗集序》把文章分为台阁与山林两大体派，其中尊台阁而贬山林的意向是十分鲜明的。宋濂雍容静穆的庙堂文章也为“台阁体”提供了创作范本，如《阅江楼记》本着体会圣意的旨趣，设想天子登楼的种种遐想，赞叹朱元璋的“致治之思”。后来三杨的台阁之文就导源于这样的应制文章。
真正显示宋濂的文学才华和创造精神的文章不是他的庙堂之文，而是其自由选材、有感而作的传记文。其代表作是记述浦阳历史名人的《浦阳人物记》和为婺州先贤立传的《杂传九首》及其他一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传记。这些传记能抓住特征性细节，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突出人物性格，缺点是有时稍嫌冗芜。如《白牛生传》是宋濂的自传，作者为自己写形传神，揭示了自己的精神面貌：
白牛生者，金华潜溪人，宋姓濂名，尝骑白牛往来溪上，故人以白牛生目之。生趣干短小，细目而疏髯。性多勤，他无所嗜，惟攻学不怠，存诸心、著诸书六经，与人言亦六经。或厌其繁，生曰：“吾舍此不学也，六经其曜灵乎！一日无之，则冥冥夜行矣”。
《王冕传》以晓畅的笔调描写了一个元末遭时不偶的“狂士”，一个先知先觉的奇才，一个藏器待时的诸葛亮式的隐者。可以说，王冕的身上也叠印着宋濂的自我写照。开头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生动的表现了王冕异乎寻常的好学精神：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王冕传》奇中见朴，怪而不诞，突显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淡泊名利的的情操。
在明代武侠传奇之文中，宋濂的《秦士录》是篇深得司马迁《项羽本纪》遗意的佳作，宋濂运用直接描写和侧面衬托相结合的手法，着意捕捉人物最主要的的外貌特征和思想性格，以酣畅的笔墨描绘惊心动魄的场面，刻画出邓弼豪爽粗狂的个性，文末在慨叹邓弼空负一腔抱负的同时，寓有对元末社会人才受压制状况的的愤激之情。其《太白丈人传》运用互相映衬的方法写了两个人物：太白丈人和文中子王通。其中的太白丈人是悟透尘世的飘逸隐士，而文中子则是想出仕而徘徊犹豫的困顿者。使用两人互衬的手法，更显示出了封建社会对人才的压抑。《樗散生传》写以卖药隐于民间的樗散生，凸现了传主追求精神自适的隐士性人格。该传以议论写心理，剖白传主的内心世界很有层次感。
宋濂不仅有意识的为士大夫阶层的忠义人物、高逸之士立传，而且塑造了一批平民义士的形象，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如《李疑传》借庸俗的商业环境，凸现小客栈店主周人之急的品质；《杜环小传》采用对比反衬的手法，通过生活琐事的叙述，表现南京书生杜环奉养父亲友人之母张氏的“孝义”；《记李歌》用白描手法，写一位出身倡家的少女能反对权贵，自卫其贞。这类传记精于选材，侧重于一时一事的描述，常用只言片语就凸现出传主精神境界的精粹之处。
宋濂常将描写自然景色的优美文字插入传记文中，这无疑能提高传记文的可读性和审美价值。如《抱瓮子传》对隐士刘彬居处的自然环境的描写：
予尝游括之少微山，俯瞰四周，如列屏障。山之趾有随地形高下为蔬圃约二十亩，凡可茹者，咸艺焉。傍列桃杏梨李诸树。时春气方殷，蔬苗怒长，满望皆翡翠色。树亦作红白花，缤纷间错，如张锦绣缎。心颇讶之，曰：“是必有异！”因曳杖而降，冉冉至其处，气象幽夐，绝不闻鸡犬声。遥望草庐一区，隐约出竹阴间。
这样的生花妙笔营造了优美神秘的环境气氛，为隐者的出场起到了铺垫和衬托作用。在元末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宋濂工笔描绘如此安静恬淡的世外桃源，显然是在其中寄寓了他对太平世界的向往。宋濂简洁清秀的文笔更多的见于其楼观记中。如《看松庵记》写原始松林：“山多髯松，弥望入青云，新翠照人如濯。松上薜萝，纷纷披披，横敷数十寻，嫩绿可咽。松根茯苓，其大如斗，杂以黄精、前胡及牡鞠之苗，采之可茹”。《环翠亭记》写亭外竹林，“当积雨初霁，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闪彩，晶荧连娟，扑人衣袂，皆成碧色”。前者摹写壮美之境，后者描画秀丽之色，都十分灵动自然。从宋濂清俊雅洁的写景散文中可以看出他学习柳宗元、欧阳修山水游记的痕迹，但他并没有重蹈前人的故辙，而是在描绘山水中加入了考证山川名物和历代人事的内容，显示了一代史家的文笔特色。如他的《瑯琊山游记》逐一考证山中的名胜古迹，为自然风光增添了人文色彩。
宋濂的各种应用性散文往往各具特点，冲破了碑铭章奏的范围。如《蜀墅塘记》、《天台广济桥记》、《金溪县义渡记》等，记经验，说作法，有技术措施，有管理手段，颇有新闻性。他的序文文辞简练古奥，具有纯熟的语言技巧，是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如《桃花涧修禊诗序》写三月上巳日与友人游览桃花涧，修禊于涧滨。遣词造语既富丽又简洁，文章结构既层次分明又浑然天成。他的《送东阳马生序》叙述自己早年求学的经历，明白晓畅，序次得法，富有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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