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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工作需突破思维定式
爱国无需模式
笔者曾经组织学生观看话剧《刘胡兰》。当刘胡兰大义凛然走向敌人的铡刀时，教师们不禁为之动容流下了热泪，但令人吃惊的是，周围的学生不但没有反应，还有人竟哧哧地笑了起来。究竟该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是学生缺乏道德正义感，还是故事的情节年代久远，孩子们难于理解?如果说他们不爱国，又怎么解释每周一次的升旗，他们的神情专注和动情?他们当中的一位同学虽因骨折住院，但周一升旗时，还坚持拄拐参加；他们对在各种世界大赛中为祖国夺取金牌的体育健儿而欢呼雀跃，也为中国申办奥运会的失败而懊恼；他们可以守候在电视机旁为中国火箭腾空升起而欢呼，也为社会上的腐败风气而骂骂咧咧；他们关心着三峡的建设，他们更关注着中国的入世谈判……结论只有一个：不是学生不爱国，而是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步入了僵化的固定模式。在某些教育工作者眼中似乎只有吉鸿昌从容就义、黄继光堵枪眼等半个多世纪前的英雄人物才和爱国沾边，而眼前的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等种种变化都与爱国没关系。这种僵化的教育怎么能与生活在现代的学生产生心灵共鸣呢?所以，我们的德育工作者必须从僵化的思维定式中走出来，探索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内容和新形式。
“逆反”并不可怕
有些学生，教师越是禁止的，他越要去做。教师表扬的，他会讽刺打击一番；教师批评的，他又非去试一试不可。对这种逆反行为，一般教师都很反感，往往采取压而再压的手段，结果只能使学生在更大的范围、更大的力度上继续逆反。其实，冷静分析，“逆反”也不见得那么可怕。且不说“逆反”心理是中学生心理发育的特殊阶段，是成长中的问题，单说这“逆反”行为中，其实也包合着积极向上的因素。传统的德育观念，要求学生老实听话、安分守己。这种教育消磨了人的思想棱角和锋芒，使他们变成了“小绵羊”或“驯服工具”。而现代社会则要求我们开拓进取，敢于创新。在这个意义上说，“逆反”心理中蕴含着独立、主体意识的觉醒，蕴合着求异、创新，崇尚自我、表现自我，民主、平等的时代精神。关键就看我们教师是不是善于引导、发掘“逆反”心理中的闪光点，并将其引导到健康的轨道上来。
雷锋精神的“逆否命题”
谈到雷锋精神，人们往往将其与无偿服务、无私奉献的行为联系起来。由数学规律“逆否命题与原命题”的等价性，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命题：不具有无偿服务、无私奉献的行为，就是不具有雷锋精神的人。但是，在现实社会中，这个逆否命题的正确性却令人费解。在校内，笔者常发现这样的现象：有些同学把玩过的玩具或计算器转卖给同学，而且侃价的水平不亚于小商贩；然而也正是他们，在为希望工程献爱心的活动中，可以毫不犹豫地捐出自己的所有积蓄。在放学的路上，我时常发现一些中学生的书包后面写着“带路”两个字，他们利用放学时间为外地车带路而收取5元-10元的带路费；然而正是这些“小商人”也经常护送残疾人过马路或是拣起大街上的果皮扔进垃圾筒……我们该怎样评价这种行为?在这里，笔者无意探讨数学规律，而只是想探求如何理解商品经济条件下的雷锋精神。60年代的学生看完电影《雷锋》以后，人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学校里随之出现大量的无名英雄。这只能说明当时的社会价值判断是一致的、随大流的，共性压倒了个性。这种特点实际上隐伏了后来一代人的价值观危机，其结果是把雷锋精神架空了。应该说，当代青年的求生存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商品经济意识等，不但与雷锋精神不相矛盾，而且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雷锋精神的充实和新发展。在跨世纪的今天，我们更该继承雷锋精神这一民族精神的瑰宝。
总之，面对多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社会局面，我们德育工作者应该多用发散性思维认识问题，尽快改革德育的内容、渠道、形式、评价标准等，以引导学生适应社会，完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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